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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建人

　　尽管生息繁衍于黔地的先民们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但对于因材质等先天因素而易腐的刺绣而言,由于“历史坐标”这一重要环节的缺失,欲对其进行全面的深入研究,直到今天依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在黔地区域内,各民族的刺绣所使用的材料相差不大——大都以植物纤维作为原料,在黔地这一多雨、潮湿的环境中不易保存；加之刺绣已融入日常生活品,先民们可能也不太在意其存留传世,以致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刺绣实物少之又少,因而整理所藏刺绣精品并结集成册,且提供一种历史角度以供研究,在繁荣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大背景下,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贵州省文化馆所编的《贵州省文化馆藏品集萃·刺绣》一书,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黔地刺绣色彩鲜艳,构图朴拙,想象力丰富,既是贵州工艺美术作品的代表,又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所收录的四百余件刺绣作品,上起清代,下至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不能说小；所涉及的样式形式,以清水江型和都柳江型为主,集中展现了较长时段内黔地刺绣的基本风貌,堪称贵州省之半部刺绣史。贵州的世居民族中,刺绣作品比较发达的同胞大多没有自己原创的文字,要记录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等,除口传外,往往只能通过其他非文字性符号进行,刺绣中的图形因而就成了特定历史事件、价值、意义等的符号性存在。据研究,贵州多个民族的刺绣作品中,诸多符形都有其特定文化内涵,因而本书的出版,既可以展现刺绣中某一种图形的历时演变情况,也可以为贵州文化艺术学者多角度研究黔地刺绣的内涵,拼装黔地艺术史、文化史拼图提供更加丰富的一手材料。

　　之所以说是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其原因在于此前贵州已有不少以刺绣作品收集为主题的图书出版。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图书的出版似乎并未真正带动黔地本土学者对黔地刺绣研究的深化。倒是许多外地学者如冯时、阿城等关注、研究黔地刺绣,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黔地刺绣引起外界的重视和研究,这可以看作贵州地域的刺绣从漫长的“无言”到“他言”的过程。而贵州学者综合其他门类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参考外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特质进行提炼,对其内涵进行深入发掘,这就从“他言”迈向“自言”。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编者具备了很强的“自言”意识,在该书《前言》中将黔地刺绣的特征归纳为“民族性”“多样性”“生活性”“广泛性”“故事性”“宗教性”“原创性”“平民性”八种,并尝试着提出“贵州刺绣”这一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将黔地刺绣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沿着此路向前,势必会来到这样的坐标点:黔地刺绣的技艺特色、美学特征、文化内涵等是否可能使它成为与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名绣”并列的独特派别,成为中华民族工艺美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是摆在贵州文化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当然,今天来提“黔绣”这一概念可能还为时尚早,它的背后还需要许多厚重的科研成果作为强力支撑。

　　与此相关的是,在现存的诸多文献中,黔地及其文化皆是外来人眼中的“他者”,都是作为异质性的存在而存在。虽然这是对黔地文化的不准确认识所导致的,但也反映出这样的事实:黔地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存在,有其不可替代性的价值。因而,要提升贵州文化实力,首先必须从文化细部入手,像西哲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进而发展到“自己言说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贵州文化馆藏品集萃·刺绣》所具备的“自言”意识值得肯定。成长于贵州这片神奇的热地上,其刺绣的文化丰富性、复杂性在全国都属名列前茅,若熟悉且身处其中的黔地本土学者不对黔地文化加以研究,凝炼其特质,黔地之外的学者恐怕也难以留意。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的奇葩——刺绣其研究尚且还须深入,其他文化门类如银饰、漆器、陶器等更是自不待言。因而,要做到从“无言”“他言”到“自言”的转变,真正推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走向世界,其研究还任重道远。